澎湃新闻

2026年06月08日 07:23:07 来自上海

初夏凌晨5点，在日本千叶县的一个电商物流仓库里，佐藤刚结束8小时的深夜分拣，回家只喝了杯冰牛奶，倒头就睡。中午时分手机震动，他扫了一眼，是公司发送的工资邮件，没点开工资明细的网页链接，继续睡了。

29岁的佐藤是日本一家物流公司的派遣员工，“喜欢”上深夜班，不仅因为晚10点至早5点的时薪会多加1/4，还省了两顿饭。“如果仔细看工资明细，会发现越努力越像个傻子。”他告诉澎湃新闻，扣完各种税和社会保险费，熬夜多挣的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5月开始还要多缴一笔“单身税”，一股无力感在他身体里流淌。

当地时间2026年4月5日，日本神奈川县，金泽神社举办“神奈川祭”期间，可见系着的“御神签”。该节日始于1977年，目前每年4月第一个周日举行，祈求商业繁荣、生育（分娩）、安全分娩、姻缘和婚姻和谐。视觉中国 图

佐藤口中的“单身税”，实际上并非面向单身群体的征税，而是日本政府从2026年4月起实施的“儿童与育儿支援金”制度，对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所有医疗保险持有者都征收额外费用，这笔费用将用于补贴育儿家庭，作为应对少子化的财政资源。

在日本，这笔开支被广泛污名化为“单身税”，是因为包括佐藤在内的大量单身人士认为，育儿家庭可以收到相关津贴，而对单身人士而言，只要不结婚生子，这笔费用就变成一种单向的财富“抽血”。

“一边供养着养老院里的高龄老人，一边变相补贴着写字楼里高收入家庭的娃。自己辛苦工作却难以组建家庭。”佐藤自称“穷忙族”（working poor），声称陷入了“越结不起婚，越要帮别人养娃”的荒谬陷阱。

硬币的反面是，“儿童与育儿支援金”提供财政支撑的举措的确解决了许多家庭的燃眉之急，包括从4月起全面启动的“儿童无门槛托育制度”。该制度彻底打破了以往的壁垒，无论父母双方是否在职，均可申请使用保育设施。

生活在福冈县的川元女士正是这一新政的受益者。如今，她每周将自己1岁多的女儿亚美送到保育园两次，每次托管两小时。“作为母亲，我很渴望能拥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也想兼顾一些工作，所以能有临时托管孩子的地方真的太好了，而且价格实惠。”川元对澎湃新闻表示。

专攻家庭经济学的东京大学教授山口慎太郎认为，对育儿的支援，本质上是“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他对澎湃新闻表示，接受过高质量保育和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入会更高，并会从中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险费。也就是说，即使是目前没有孩子的人，今后也会以养老金和公共服务的形式成为受益者。

不过，山口慎太郎指出，该制度设计确实存在问题，将财源捆绑在医疗保险费上进行加征的方式，其负担极易向在职人群倾斜。

包括最新的“儿童与育儿支援金”在内，日本政府已推出了一系列应对少子化的举措，而人口下降速度还在加快。日本总务省近日公布了2025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人口1.2304亿，五年内减少了309万（2.5%），较上一个五年下滑幅度扩大。日本婚育支援政策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同时单身人士与育儿家庭的群体对立感加剧。

“众筹养娃”，牺牲了谁的利益

发薪日的第二天，佐藤还是点开公司邮件里的工资明细链接，看了两遍明细单里的扣款项目，没有找到育儿支援金这一项，直到看同事们的线上聊天群讨论才知道，这笔钱直接从医疗保险费这一项中加扣。育儿支援金根据收入来征收，佐藤每月须缴纳约280日元（约合11.86元人民币）。

日本企业或机构雇员的育儿支援金负担额相当于标准月薪的0.23%，由劳资双方各承担一半。首次收取的4月份额，在5月发薪时以代扣代缴的形式进行扣除。

对于中高收入者而言，每个月数百日元的扣费或许并不构成太大的负担，但是对佐藤来说不能不在意。物价一直高居不下，最近燃气费和电费暴涨，扣除房租、水电气等日常开支，他的每月可支配收入不足6万日元（约合2542元人民币），“现在‘单身税’又让我每月损失一盒泡面”。

佐藤苦笑着说：“这有点像是全社会众筹养娃。”当谈及未来他也可能会享受到育儿支援时，佐藤直摇头，“现在年薪300万（约合12.69万元人民币）是结不起婚的。”

十年前，日本有一个被称为“300万日元结婚门槛”的说法，意味着年收入300万日元的男性可以顺利结婚。但如今，收入300万日元左右的人已不再被视为理想的结婚对象。

日本儿童家庭厅2024年曾发布《关于年轻人生活规划与交友婚恋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在25-34岁未婚男性群体中，实际年收入的中位数为320万日元，而被认为“达到这个收入就可以结婚”的年收入中位数则高达477万日元。与此同时，25-34岁已婚男性的实际年收入中位数为468万日元。

佐藤一直被老家的父母催着成家，但他认为还远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学生时代沉迷于玩乐队，佐藤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而乐队多年无起色，他到25岁才开始找工作，勉强作为派遣员工（非正式雇佣）在物流公司工作，没有年终奖和额外福利，只能靠上夜班多赚钱。

日生基础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部政策调查部长永井启夫对澎湃新闻表示，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日本未婚率上升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尤其对于男性而言，就业和收入的不稳定会显著影响其结婚行为。如果让那些本来“难以结婚”的人群承担更多负担，可能加剧不公平感和社会分裂意识。但是另一方面，育儿支援本身就是一种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培养下一代责任的机制，天然包含一定程度的资源再分配功能。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再分配是否能够以社会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永井启夫认为，除了进一步提高制度透明度和说明力度之外，更重要的是增强公众的认同感。

“儿童与育儿支援金”是基于2023年岸田政府确立的“儿童未来战略”及其具体化方案“加速化计划”而设立的。2022年日本的出生人口跌破80万人大关，随后持续减少，少子化的蔓延速度远超此前的预期。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将这一现象定位为“结构性危机”，并出台了颠覆以往政策常规的应对举措。

育儿支援金的征收将在三年内逐渐上涨。本财年，政府计划通过这种方式筹集总计6000亿日元的资金用于分娩及育儿支援，到2028财年将达到1万亿日元，此后预计将长期固定在最高峰水平。该资金将用于扩充怀孕、生育福利以及儿童津贴。

日本政府反复强调“实际负担并不会增加”，解释称：虽然在医保里加征支援金，但政府同步推进了社会保障支出的削减改革，省下来的钱会压低原本的医保费，两者相抵。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解释中所谓“省下的费用”，实际上来自社保中对医疗、护理领域的支出削减，比如调整“高额疗养费制度”（增加患者自付比例）、调整与非处方药（OTC药）类似的常备药的医保报销范围等手段。

日本立命馆大学社会学教授筒井淳也对澎湃新闻指出，这些与少子化对策毫无直接关联的领域，正在对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产生肉眼可见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彻底搞清楚，“在这场财政的零和博弈中，到底‘牺牲’了谁的利益，又‘改善’了谁的待遇。”

“单身税”误导背后的“劫贫济富”

佐藤在仓库中分拣过不少婴儿车，因为体积较大，他在搬运时会留意到包装上的品牌和功能，很多婴儿车标注着“云级避震”、“冬暖夏凉”……“有一次看到类似的广告，显示十多万日元，买这么昂贵婴儿车的家庭还享受我们忍痛交出的育儿支援金，想想真觉得不公平。”

佐藤觉得自己的月薪从账面上看还算过得去，加上夜班费接近25万日元，但扣除个人所得税、社保等费用，实际上银行卡到账仅20万日元（约合8498元人民币）出头。他调侃：“一个月不吃不喝就勉强买一辆高级婴儿车”。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2025年日本在职单身者的税费与社会保障负担率（个人所得税以及劳资双方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总额，减去国家提供的现金给付，再除以企业的人工成本总额）为33.1%，创下历史新高。相比有家庭的群体，单身者享受的补贴和税收减免较少，同时社保费增加以及通货膨胀带来的“实际增税”，使单身者的负担进一步上升。

有日本社会学者指出，现行的社保和税务设计存在“已婚者优遇”的倾向，导致“经济上穷困的单身阶层”在变相补贴“更有经济实力的双薪育儿家庭”，产生了一种“劫贫济富”现象。

特别是日本现行的“第3号被保险者制度”（企业雇员或公务员的配偶，只要年收入低于130万日元，就可以成为第3号被保险者，不需要承担任何保险费，直接领取国家基础养老金，她们通常是全职太太或低收入家庭主妇），其保险费实际上是由其他在职工作的劳动者共同分担。

日媒报道，“第3号被保险者制度”直接导致大量从事兼职的已婚女性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利益导向——“必须把年收入控制在130万日元以下”。这种“捂工”行为还加剧了日本各行各业的人手不足问题。

筒井淳也认为，一个人是单身、已婚还是育儿家庭，与其贫富程度在本质上是两码事。那些对所谓‘已婚者优遇’不满的人，在现实中并不反对把钱补贴给那些真正穷困的低收入育儿家庭，只是因为在当下的日本，能够结婚生子的群体中，“收入稳定阶层”的比例更高，所以这一矛盾才被固化、简化为了“对已婚者优遇的不满”。

筒井淳也长期研究家族社会学，他表示，“育儿支援金是单身税”这种误导性言论的背后，其底层病灶恰恰是日本极易导致“逆进性再分配（劫贫济富）”的税收与社会保险制度。这种制度设计的扭曲，最终以单身者（该群体中低收入者占绝大多数）产生强烈被剥夺感的形式爆发出来。

日本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依然死守以“夫妇与孩子”为核心的标准家庭模型，显然已经与当前单身户急剧增加的现实产生了严重脱节。根据日本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2020年全国家庭类型中“单身户”占比达到38.1%，成为最常见的家庭类型。

“将社会保障的底层逻辑从‘家庭单位’向‘个人单位’的修正与转型，必须加速推进。”山口慎太郎表示，与此同时，不能把所有负担都压在在职的劳动群体身上，让已经退出职场的“退休世代”也共同适度分担，从代际公平的角度来看也是必不可少的。

发钱之外的育儿压力分担

十年前，日本一篇匿名博客写道“保育园落选，日本去死吧”，这句愤怒呐喊一度震惊全国。当时，6个月到两岁的低龄幼儿想要进保育园（相当于中国的托儿所），门槛极其严格，父母通常必须是双职工，如果不是，地方政府会根据家庭情况算分，越能证明无力带娃得分越高，高分家庭的孩子才能优先进园。如果是全职太太，能把孩子送进保育园的概率几乎为零。

这篇博客发出的2016年，日本全国“待机儿童”（日本双职工家庭或因其他原因有入托需求，却因保育园设施名额限制，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空位的学龄前儿童）约有4.7万人，其中东京地区的占比最高。

那时候正值川元大学毕业，这一话题的热议令其对育儿颇感忧虑，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做好生育的心理准备。“丈夫工作很忙，父母在老家有自己的生活，不需要我帮忙已经很感恩。这种情况下，除非我辞职，否则没有十足的信心能好好地抚育孩子。”川元对澎湃新闻说，工作不仅是获得收入的来源，也是她与社会的连接，不可能轻易放弃。

在那句愤怒呐喊之后，日本加速推进育儿支援政策，增加了保育园数量，让排队入园的孩子的数量大幅减少，同时也加强了育儿假的权益保障。然而10年后的今天，那些无法被统计数据捕捉到的“底层困境”仍在蔓延。

川元在经历疫情后决定要孩子，却在生育后出现了严重的产后抑郁，深感孤立和无助，经常与丈夫争吵，被迫向公司申请延长育儿假。她只是想每天有几个小时独处和运动的时间，而家附近的公立保育园无法接受临时入托申请，私立保育园又过于昂贵。

“只能自己撑着，经常觉得已经到极限了。”川元说，她想尽快重新回到职场。

当谈及育儿支援金时，川元认为有现金给付固然重要，但对于庞大的育儿开支而言仍然微不足道，更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是如何让双职工家庭能轻松兼顾育儿和工作，尽管政策已经在不断改善育儿父母的境遇。

山口慎太郎表示，多国研究表明，虽然直接发钱也能提升出生率，但其效果非常有限，即便将津贴提高10%，出生率通常也仅能拉动1%到2%。这是因为现金往往更容易被家长用来提升现有孩子的教育“质量”，而不是增加生孩子的“数量”。

令川元欣喜不已的是，伴随着“儿童与育儿支援金”的实施，日本从今年4月开始全面启动“儿童无门槛托育制度”，无论父母双方是否在职，都可以申请使用保育设施，托管费用在全日本均统一为每小时300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14元）。

“每天把孩子送进保育园2-3小时，既可以让他接触其他同龄孩子，我也可以去运动或找朋友小聚，松了一大口气。”川元说，每天不到1000日元就换来了“刷新”自己的自由，育儿的焦虑心情得到缓解，她也开始着手7月重返职场。

除了这项政策之外，育儿支援金还将用于大幅扩充育儿家庭的福利。例如，若夫妻双方共同休育儿假满14天以上，在最长28天的时间内，其获得的育儿休假补助将达到其平时税后到手收入的100%。

多名日本专家认为，育儿支援金政策利大于弊，在教育费用和物价上涨令人担忧的背景下，现金补助对家庭经济的支撑意义非常大，但目前日本少子化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是“钱不够”的问题。

山口慎太郎建议，今后政策预算的重心必须从“现金给付”转向“两立支援”（支持职场父母平衡工作与家庭）和提供实质服务。具体而言，应当重点确保保育服务的“量与质”、推进“儿童无门槛托育制度”，以及实现“学校公共午餐免费化”等。其中，午餐免费化所需的预算远比扩大儿童津贴要少，且能确保100%直接用在孩子身上。政府优先将预算分配给那些不仅能拉动出生率、更能直接作用于已出生孩子成长环境的政策，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