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底线的频频失守，根源在于儒学的衰落？

评《失落的现代性：

中国、越南、朝鲜和世界历史的风险》

✪ 赵鼎新

浙江大学

本文节选自《了解社会：构建个体与社会的对话》一书

《失落的现代性：中国、越南、朝鲜和世界历史的风险》（下称《失落的现代性》）是亚历山大·伍德赛德于2001年在哈佛大学所作的埃德温·赖肖尔讲座系列中的四场讲座。书中强调，中国、越南和朝鲜的前现代官僚体制虽为一项伟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与现代官僚体系相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在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下，官员道德基础的削弱；随着政治系统的扩张，官员直接政治经验的萎缩；书写取代实践知识成为官员升迁的依据；凝聚力的缺失（官僚行为中情感因素的削弱）；目标替代（goal displacement，政府目标被其他优先事项取代，且这些优先事项往往削弱了政府目标）等等。

伍德赛德进而指出，这三个前现代国家的官员在分析自己的官僚体系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时也用了接近于我们当代对于官僚体制弊病的分析的各种方法，并且也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简而言之，伍德赛德认为这些国家早熟的官僚体制是理性的创造，因此具有某种“现代性”。然而，根据伍德赛德的观点，这种“现代性”几乎完全丧失了（尤其在中国和越南）。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这些国家的一些精英开始将科举制度视为专制与落后的来源，猛烈抨击自己的文化，并根据西方模式和理想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革。在此过程中，他们很快失去了对自身历史的记忆。这一现象影响深远，因为自那时起，这些国家的精英对西方模式抱有盲目的信念，遗忘了自己的智慧，即对世界用高度理性的方式组织起来不仅意味着力量，也意味着脆弱性。

伍德赛德的行文扼要流畅。在短短一百多页的篇幅中，他能以敏锐且深入的视角，涵盖了三个国家的大量材料与历史经验，并探讨了我们人类文明阴暗面的一些可以说是最为核心的问题：意外后果与计算错误、社会行动者的意图与实际历史作用之间的差距以及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该书优雅、博学而深刻，体现了人文学科的最佳写作传统。同时，它也非常具有逻辑性，传达了清晰的信息，这往往是优秀社会科学家写作的特点。

《失落的现代性》的一些观点让我深感信服，因为它与我的亲身经历有很大的共鸣。1978年2月进入复旦大学时，我自己正处于伍德赛德描述的转型初期的科学与工程崇拜之中。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诺伯特·维纳、钱学森等伍德赛德提到的人物那时都是我的偶像。在20世纪80年代，我曾花了数年时间修读相关课程并在控制论、系统论、动态规划以及复杂系统建模等主题的指导下展开自己的研究，后来却痛苦地发现，如果这些理论被用于帮助我们进行大规模社会设计或优化社会，它们将无异于新的乌托邦。在当今的中国和越南，这种系统思维和各种社会工程的尝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我的个人经历旁证了伍德赛德分析的洞见。

在唐宋时期，中国科举考试的内容十分广泛。然而，到明清时期，考试的内容被缩减为少数几部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科举考试会发展成这样，即其内容与官员在治理社会中实际需要的技能越来越脱节。伍德赛德的著作让我受到了启发。我认为，这很可能就是一个前现代的、旨在缓解作者所提出的科层官僚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只要把考试内容严格限制在新的儒家伦理范围里，为中举而进行的长期学习过程势必会强化儒生对儒家价值观的认同。可以说，把官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通过一个价值观来加以约束，减缓了目标置换问题，减缓了科举本身的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破坏，并有助于加强精英在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凝聚力。然而，这一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措施，也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尽管它确实减缓了上述的治理问题。因为在新的考试制度下，内容和文章创作方式开始变得越发脱离实际知识，官员们变得更加形式主义化。

三个东亚国家都将掌握新的儒家经典置于考试体系的核心，这表明，尽管它们发展了各种理性的措施来应对官僚制的阴暗面，但我想强调这些措施的核心是传统主义的。这或许就是韦伯所说的，儒家官僚群体体现了双重存在——“在本质上永远非现代，但在表现上偶尔现代”。因此，儒家官僚制只有在与贵族或种姓形式的治理相比时才显得“现代”。我因此认为，这三个东亚国家在近代实际上发生的可能并不是作者所说的现代性的丧失，而是儒家思想的丧失，而这种丧失是永久性的。虽然其他世界宗教在最近都有很大复兴，儒家思想的力量却很难有这种复兴。儒学不同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内在（immanent）“宗教”，它缺乏一个“嫉妒的神”来守护它。而在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和20世纪宗族制度的解体之后，儒学也缺乏延续其存在的组织制度基础。因此，儒家国家在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了一个关键的道德锚点和缓冲机制，给这些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原载于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2, No.1, July 2006，后由作者译为中文。

《了解社会：构建个体与社会的对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6-6

ISBN：978-7-5598-8733-7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赵鼎新先生近三十年来在中英文世界发表的书评、学术评论与若干政论文章。作者以历史社会学的训练与昆虫生态学的早期背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逻辑与知识生成方式进行了独立的审视——对哈耶克、波兰尼、斯科特、蒂利、迈克尔·曼等大家既不盲从亦不排斥,而以平视的态度展开学习与批评。书中亦集中呈现了作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系统反思,以及其原创的"非对称性循环史观",作为对西方亚伯拉罕宗教传统下线性史观的根本质疑。

本书既是一部书评集,也是一部关于“如何阅读社会科学经典”的方法论示范。

【作者简介】

赵鼎新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及社会科学方法。代表作包括《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什么是社会学》《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等。另在美国出版英文专著两部，分别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与2016年度政治社会学研究最佳图书奖。

【目录】

历史的视界与社会的转型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误区——兼谈中国社会科学的困境

芬纳的《统治史》——一个政治学的新高度

在西方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阴影下——评许田波《战争与国家的形成》

评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 年）》一书

战争与社会的非期然性“发展”

国家兴衰原因和图尔钦的历史动力学

历史进程中的虚假因果关系：战争与早期中国的官僚化

评《失落的现代性：中国、越南、朝鲜和世界历史的风险》

方法论之辩：范式与反思

《中华帝国的兴衰》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