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同为上世纪中叶从贫困中起步的人口大国，中印缘何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本文认为，常见的解释——两国改革开放时间先后、政策优劣或文化差异——都不足以说明中印差距的形成，关键变量在于人力资本与社会现代化。快速工业化需要识字、健康、可培训、能稳定出勤并且摆脱传统社会束缚的劳动者，而传统农业社会难以自然产生这类劳动力。中印差异正在于，中国在1949—1976年间通过高强度国家动员重塑社会结构，并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妇女劳动参与等方面长期“投资于民”，积累了工业化所需的人力资本；印度则始终未能完成同等程度的社会转型和基础性投入，缺乏支撑制造业起飞的大规模现代劳动力。因此，作者认为，中印发展分化并非始于1978年中国率先改革，而更早地体现在1950年前后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一边是中国《婚姻法》的推行，另一边是印度《印度教法典法案》的受挫，二者象征着两国社会改造能力的早期分野。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Substack

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950年，和今天一样，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印度。中国当时的人口体量要大不少，占世界人口的22%，而印度占15%；但实际上，两国的处境十分相似。中印都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并且在1947—1950年间形成了基本延续至今的国家形态。印度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建立印度共和国，中国则在解放战争胜利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彼时，两国都属于地球上最贫穷的地区，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试图让自己富裕起来。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充满挫折与挑战。长期内战和日本侵华战争曾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创伤，致数千万人丧生。1949年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重大政策实践和社会变动对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仍面临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较低、对外联系有限等问题，国家现代化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相比之下，印度的发展历程更为温和平缓。作为前英国殖民地，印度并未通过武装斗争便完成独立。殖民时代遗留的英式文官体系，后更名为印度行政服务体系（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被新生的印度共和国完整承袭。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印巴分治，印度经历了一段极端暴力时期。此后，印度迎来了数十年的和平、稳定和民主治理。印度开国领袖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是一位思想开明的世俗主义者，曾求学于英国顶尖学府，秉持科学、理性与社会进步的理念治理国家。自独立以来，印度始终保留自由选举、独立司法与新闻自由等制度。

我想，如果我活在1950年，大概也会认为印度的发展前景更为乐观，而中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到了六七十年代，我大概率还会维持这样的判断。当时抱有相同想法的人比比皆是。直至1985年，仍有知名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与中国相比，印度更像是一个潜力尚待释放的经济奇迹。”

但他们都错了。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的五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领先同为亚洲大国的印度。如今中国已是全球制造业强国，亦是过去五十年里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1976年，中印两国人均GDP基本持平，而当前中国人均GDP已达到印度的约2.5倍，民众生活水平也相应更高。

从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收入中位数来看，1987年中国为每日1.88美元，印度则为每日2.94美元。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工资中位数正式反超印度。2022年，中国收入中位数升至每日13.36美元，印度仅为每日5.54美元。1987至2022年这35年间，中国收入中位数累计增长611%，印度增幅仅为88%。

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中国一步步走向了富裕，印度却始终没能跟上发展节奏？中印之间这道不断拉大的发展鸿沟，我们该如何理解？

2025年我到访印度，借机向当地多位知名人士提出了这些问题，其中包括数名印度议员。我得到的最普遍答案，归结起来就是“印度的改革起步更晚”。1950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印两国经济均处于国家严格管控之下；中国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进程，而印度直到1991年才迈出这一步。也就是说，中国足足领先了13年，其经济增速超越印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个说法，其实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的增速能一直跑赢印度。2000年至2022年间，在两国经济都已改革多年之后——而且中国当时已经明显比印度富裕——中国的增长率还是比印度高出一截。也就是说，即便在改革推行数十年后，印度的表现还是赶不上中国。光靠“改革启动早晚”，说不通两国的差距。

放眼整体政策环境，情况也相差无几。印度诸多经济政策效率低下且扭曲，制约了经济增长；但中国乃至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因此，单纯依靠政策之别，也无法解释为何印度在人均收入更低的情况下，经济表现也始终落后于中国。

此外，用“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来解读差异，同样站不住脚。中印两国文化迥异，民众的行为模式也因此有所不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无法解释两国经济增速出现逆转的时间节点。早在二十世纪初，远在新中国成立、印度独立之前，印度的经济水平实际上高于中国，当时，中印棉纺工人的生产效率也大致相当。即便中国相较印度存在某些文化优势，这种优势在百年前也并未显现作用。

为什么中国变富了，而印度没有？我认为，产生这种差距的时刻并非出现在1978年，也不是1991年，而是大约在1950年。

快速工业发展需要人力资本，劳动者必须具备足够的识字能力，能够接受培训；身体足够健康，能够正常到岗；纪律性足够强，能够按时上班；同时还要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传统生活的束缚，把自己的劳动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传统农业社会几乎无法培养出这类劳动者——1950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主体都是农民，他们大多目不识丁、体弱多病，并受到各式各样的桎梏。想要让人们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高效的劳动者，就必须破除这些旧有桎梏。过去一千年里，欧洲诸多发达国家一直在做的，正是这件事。1950年至1980年间，中国成功地复制了这一过程，以自上而下、力度强烈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现代化。到1980年，当中国经济开始向世界开放时，它已经是一个社会结构上相当现代、只是经济上异常贫穷的国家，早已具备了快速工业化所需的人力资本。

但印度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转型。该国的传统社会秩序在独立后几乎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而印度政府也始终未能像中国那样开发本国人民的人力资本。当印度最终在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经济时，它的人民根本没有像中国人民那样，为迎接工业现代化做好准备。中国投资于人民；而印度并未付诸行动。

那么，中国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印度没能做到同样的事情？

1949年，在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胜利，残余的国民党部队则败走台湾地区。

彼时，中国领导人确立了三大治国首要目标：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党的领导；二是依照共产主义原则重塑社会形态；三是推动经济转型，将积贫的传统农业国打造为富庶的工业化国家。

在实现经济繁荣这一目标上，这一时期的实际成效有限。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处于极低水平，部分政策实践也带来了沉重代价。相比之下，在巩固政权和重塑社会方面，国家则取得了显著成效。1949至1976年，依托土地改革、整治各类旧式民间组织等一系列变革举措，中国社会运行模式、政治架构与民众生活面貌也发生深刻转变。

甚至家族中的父权长辈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权威。过去由家庭和长辈掌握的决定权——比如婚姻安排或土地分配——被剥离出来，分别转移给个人（如婚姻问题），或转移给国家（如土地问题）。1950年，中国政府颁布《婚姻法》，禁止包办婚姻、纳妾和童养媳，赋予女性财产权和自由离婚的权利，并允许女性婚后保留自己的姓名。这一法律对长期支配中国婚姻关系的父权秩序构成了重大冲击。与此同时，以“妇女能顶半边天”为口号的妇女劳动动员，使成千上万的妇女走出家庭禁锢，投入经济生活。由此，传统中国的家族单位（kinship unit）——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而是一种能够支配成员婚姻、财产和日常生活的自主性社会组织——被显著削弱，并被纳入新的社会治理秩序之中。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1949年到1976年间，国家力量深刻重塑了传统中国社会：旧中国的社会图景，连同其全部的复杂性和风俗习惯，被大幅简化、整合。

在此基础上，按照特定意识形态取向，国家锻造出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始终未能充分实现，但人的发展——大众教育和公共卫生——则被证明取得了明显成效。扫盲运动和大众教育帮助中国的识字率从1949年的大约20%，提高到1982年的近70%。这一进步在女性群体中尤为突出：中国女性的识字状况从几乎普遍文盲，提升到同期约50%的识字率。

卫生健康方面的进展同样迅速。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儿童死亡率下降约80%，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也迎来全球范围内规模空前、持续稳定的大幅增长。该指标从1949年的约41岁，升至1976年的61岁。与此同时，中国女性也真正走入公共生活，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已高于诸多发达国家。

因此，到1976年，中国社会已经被彻底改造。彼时中国仍然是一个极度贫穷、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但其教育和健康水平，却远远超过了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普遍水准。而且，延续千年、渗透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传统社会结构也已被彻底打破。中国在社会层面已实现现代化，只是经济上极度贫穷。198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墨西哥的五分之一，但人均预期寿命却与墨西哥持平。

这意味着，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正式开启之前，中国就已经为工业资本的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宗族关系、租佃制度、女性深居闺阁等旧有束缚统统被破除；中国劳动力流动性强、易于培训且成本低廉。人文发展水平与经济富裕程度之间的这种落差，最终必然会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得以弥合。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分析师来华考察后指出，中国低收入群体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境况远优于绝大多数其他贫困国家的同类人群。报告还提到，倘若中国能将庞大的人才储备、民众的勤勉与自律，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政策相结合，那么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便能实现大幅提升。而后来的发展也确实印证了这一判断。

从表面来看，印度的发展历程看似更为顺遂。该国并非依靠战争争取独立，英国最终通过谈判完成了政权移交。印巴分治酿成了巨大人道主义灾难，死亡人数多达50万至200万，但这场动荡的规模远不及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独立后的数十年间，印度维持了政局稳定与民主治理模式，也未曾经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遭遇的曲折与探索。

但印度也从未经历过中国所经历的那种社会转型。

独立后数十年里，印度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它曾是争取印度独立的核心组织。在1947年至1989年间，国大党在野的时间仅有三年，其对权力的掌控虽非绝对，但毫无疑问占据政坛主导地位。

然而，国大党不是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运动。该党诞生于19世纪末，最初只是印度知识阶层谋求温和改革的交流平台，日后才逐步发展为争取民族独立的群众运动。国大党是一个“大帐篷式”（big-tent）政党，其成员涵盖了印度社会的各个横截面，包括左倾的世俗主义者、印度教传统主义者、高种姓沙文主义者、低种姓活动家、地主、社会主义者，还有不少人并无明确政治立场，只因仰慕领袖魅力、或是看重党员身份带来的权势而加入。

因此，尽管国大党主导印度政治数十年，它却从未提出过一套体系完整的社会改造方案。中国共产党主动直面各类矛盾冲突，国大党则刻意加以回避；中共自上而下推行激进变革，扫除一切阻碍力量，而国大党却选择迁就现有利益格局，寄望于社会维系稳定、发展循序渐进。

这并不意味着国大党的领袖们没有改造印度的雄心。尼赫鲁从印度独立起一直担任总理，直到1964年去世。他极度反感印度传统生活中愚昧的迷信、僵化的习俗与陈规，一心想要根除国内普遍存在的卫生恶劣、文盲丛生、饥馑与贫困等问题。然而，国大党内部并未形成统一立场支持他，尼赫鲁也始终缺乏真正推行上述改革的实权。

举例而言，1950年，尼赫鲁和他的司法部长、著名的低种姓活动家安贝德卡尔（B. R. Ambedkar）提出了《印度教法典法案》（the Hindu Code Bill），旨在全面改革印度教属人法（根据印度宪法，不同宗教社群适用各自独立的属人法体系）。该法案计划废除一夫多妻制，赋予女性离婚权与财产继承权，并允许跨种姓通婚。其框架与同年中国颁布的《婚姻法》相近，不过并未像中国《婚姻法》那样禁止包办婚姻。

安贝德卡尔（左）、尼赫鲁（右）。图源网络

然而，中国政府以政令形式推行新《婚姻法》，强势扫清一切阻力。反观尼赫鲁与安贝德卡尔，却遭到印度教传统势力的强烈反对，改革举步维艰。就连印度总统也公开抨击这项法案，称“引入这些有悖印度教律法的外来理念”，将“造成家庭秩序动荡”。

于是，《印度教法典法案》在议会中夭折。安贝德卡尔愤而辞职。尼赫鲁虽日后推动印度教律法完成改革，却不得不作出大幅妥协。例如，规范印度教继承权的法律将农业用地完全排除在其管辖范围之外，因而丝毫没有触及绝大多数有价值的财产；规范婚姻的法律虽纳入了离婚权，却同时增设恢复夫妻同居权条款，允许丈夫通过法院强制妻子归家。

但法律条文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法条执行力度极弱，甚至几乎不存在。无论离婚和跨种姓婚姻在法律上处于何种地位，在现实中都极为罕见，因为村庄和家庭仍然不顾法律规定，继续执行旧有规则。那些迫使女性放弃继承权的习俗也依然普遍存在，例如拉贾斯坦邦的“haq tyag”，即“权利牺牲”，以及哈里亚纳邦的“karewa”，即通过强迫寡妇改嫁来控制其土地权利。甚至连执行法律的官员也会破坏法律本身，负责登记继承权申请的行政人员经常会向女儿施压，要求她们签字放弃权利，将继承份额让给兄弟。

而这正是二十世纪印度社会现代化尝试的普遍模式：改革声势浩大，但实际落地却收效甚微。1961年，印度政府将嫁妆制度定为非法，因为这一习俗固化了妇女的从属地位，还助长了家庭暴力。但这项法律始终未能落地执行，嫁妆风俗依旧盛行，与之相关的暴力事件仍然频发。1999年至2016年间，印度记录在案的女性被杀案件中，嫁妆致死案占比高达四至五成。

土地改革也是如此。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印度多个邦先后推行土改，却普遍执法松弛。地主们通过各类合法手段规避政策，比如将地产转至亲属名下、用虚假姓名登记土地；或是直接贿赂、胁迫公职人员。最终，土地改革几乎未取得实质性成效。

这一切意味着，印度始终未能实现中国所完成的那种社会现代化。支配社会生活的宗族权责网络与传统权威体系完好如初。种姓长老会（Caste panchayats）依旧裁决纠纷；联合大家庭（joint families）仍然将成员收入集中起来并在家庭内部重新分配；女性也仍然受到传统生活中各种严格规范的束缚。

印度也未能像中国那样实现人力资本的大幅提升。该国政府既无力变革社会形态，也无法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状况始终不容乐观。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印度的健康指标就从与中国不相上下，转而被远远甩开。1950年，中印两国人均预期寿命相差3岁；到1980年，这一差距扩大至11岁。儿童死亡率也是如此。1950年，印度有27%的儿童在五岁前死亡，中国为32%；而至1980年，印度该数值降至17%，中国则仅为6.3%。

教育方面也同样如此。尼赫鲁及其继任者对技术发展和尖端科学成就抱有浓厚兴趣，但他们从未对普及大众教育表现出同样的热忱。于是，印度建起了印度理工学院（IIT）、印度管理学院（IIM）等一批世界级技术教育机构，其余教育领域却备受冷落。时至今日，印度高等教育的大部分财政经费仍流向这些精英理工院校，而它们招收的学生，仅占全印大学生总数的2.6%。

与此同时，印度的大众教育普及状况依然十分糟糕。1990年，在超出正常毕业年限3至5年的适龄群体中，印度小学毕业率仅为55%，而中国达到87%；即便是那些上学的印度孩子也往往难以从学校教育中获得多少实际收获。2009年，印度参与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该项目依据数学、科学与阅读测试成绩对各国学生进行排名，在全部73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印度位列第72位，而中国位居榜首。碍于这份不尽人意的成绩，印度此后便彻底退出了PISA测评。教育投入的短板同样反映在识字率上，直至21世纪20年代初，印度识字率才勉强追平中国1990年的水准。

发展停滞给印度女性带来的影响尤为残酷。印度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一场伟大的妇女解放，嫁妆致死、强迫婚姻等各类传统陋习依旧普遍存在。印度妇女识字率极低，1981年仅为26%。由于女性的命运仍被家族意志左右，绝大多数女性只能囿于家庭。21世纪10年代末，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约为27%，位居全球低位。这一数值更接近阿富汗的18%，远不及中国的61%。事实上，正是由于女性劳动参与率偏低，即便印度总人口更多，其劳动力规模也远小于中国。2019年，中国劳动力总量比印度高出45%。

图源：Daily Pioneer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推动经济自由化时，它根本不具备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素质优良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储备。得益于精英技术院校，印度确实培养出一批高学历技术人才，成为本国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中坚力量；但该国始终缺乏足以支撑制造业发展的产业工人队伍。相较中国劳动力，印度民众整体识字率偏低、健康状况较差、生产效率不足。同时，种姓制度与宗族羁绊束缚着民众，人们不愿外出务工，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加之女性劳动参与率极低，印度的人口抚养比高于中国，每名劳动者需要供养更多非劳动人口。

当然，印度在自由化改革之后确实实现了增长；而且从历史维度来看，整体增速也处于较高水平。但该国始终未能出现中国那样的制造业热潮与爆发式增长，究其原因，在于它并未筑牢相应的发展基础，缺乏必要的先决条件。

我认为，人们常常把经济发展问题复杂化了。诚然，有些政策确实优于另一些政策，成功的经济治理也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重大政策失误可能造成严重破坏，不过历史经验也表明，这种破坏并不一定是永久性的。

归根结底，国家就是由庞大人口构成的集体。这类集体能否发展向好，核心就在于其中的民众本身——国家如此，企业、乐队、体育团队亦是同理。人力资本才是真正的关键。民众是否具备读写能力、是否因营养不良导致身体发育受阻、家庭是否允许他们外出务工，这些都至关重要。当然，人力资本并非唯一要素，想要充分调动一国的人力资本，完善的制度体系同样不可或缺。然而前提在于，必须先储备足量的优质人力资本。

不过，国家的一个优势在于，国民的整体素养是可以被重塑的。国家可以教他们读书识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食物，也可以保障他们拥有自主作出决定的自由。这并不容易，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效果——尤其是童年时期的营养不良和劣质教育所造成的后果，往往难以彻底扭转。但毋庸置疑，民众的综合面貌终究能够得到改变。

1980年的中国之所以堪称“蓄势待发的发展奇迹”（miracle waiting to happen），正是因为此前该国数十年始终在完成上述积累。对外开放之时，中国已拥有数亿能力出众、纪律性强、身体健康且具备读写能力的劳动者；传统观念对民众的束缚被打破，市场规则得以摆脱旧有秩序的阻碍、顺畅运行。加之彼时，中国国内经济水平尚且滞后，劳动力薪资水平处于极低区间。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一旦向世界开放经济，就增长得如此之快。

印度政府并未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那样，推出一系列激进且代价沉重的决策。但另一方面，印度既未能像中国一样进行基础性投入，也始终无法以中国那般强度去撼动本国传统社会秩序。

因此，在人均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识字率、女性劳动参与率、儿童消瘦率、儿童发育迟缓率、孕期贫血率、孕产妇死亡率等各项指标上，中印两国早在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前就已拉开巨大差距。在我看来，两国发展真正出现分水岭并非始于1978年中国先一步启动经济改革，而是在1950年——这一年中国颁布并推行《婚姻法》，而印度的《印度教法典法案》却未能落地。两国日后的发展走向，在此时便已注定。

换言之，印度其实从未真正完成那些基础工作。过去几十年里，印度的健康和教育指标已经显著改善。尽管其经济增长未能像中国这般创下世界级的发展奇迹，但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依旧帮助海量人口摆脱了贫困。按照当前的增长速度推算，印度人均收入有望在本世纪40年代逐步追平中国。事实上，印度在未完成中国式社会变革的前提下，仍能取得如此可观的经济增长，着实令人惊叹。考虑到社会变革伴随阵痛，这或许也算是一件幸事。

但对于印度人民而言，这也是一场悲剧。他们仍然比中国人民贫穷得多，处境也差得多。印度妇女的处境更是依旧堪忧。

因此，梳理中印两国发展分化的这段历史，能得出一个浅显的结论：国家想要摆脱贫困、走向富强，重中之重便是投资于人。

我2025年在印度待了一段时间，我注意到，印度政策制定者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坚信，只要做一些调整——这里搞点产业政策，那里放开一下市场——印度就能追上中国的增长步伐。我并不想苛责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毕竟，好的政策确实有助于国家增长。

但中国的爆炸性增长，绝非单纯依靠放开市场、减少国家干预、并鼓励民众“致富光荣”（glorious to get rich）那么简单；它也不只是依靠政府干预扶持制造业、向重点企业提供补贴就能实现。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源在于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人力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等基础领域，而印度并未做到这一点。因此，其余的一切，不过都是注脚。

作者简介：大卫·欧科斯（David Oks），美国作家、前政治活动家。长期关注经济、技术、历史、国际事务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