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PREFACE
SpaceX上市与马斯克财富神话，再次把一个老问题推到中国科技界面前：我们是否需要、又能否孕育出马斯克式的“疯子”企业家？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尖锐的当下，这个问题表面关乎个人天才，深层却指向不同文明土壤、创新制度和资本逻辑之间的差异。
本文并不简单赞美马斯克，也不急于否定中国创新能力，而是把马斯克放回新自由主义美国的人才、技术、资本三要素聚合中理解，指出其成功既来自对怪才的包容、对技术乌托邦的崇拜，也来自资本市场对未来叙事的极高定价能力。文章进一步提出，中国未必需要复制马斯克，而更需要孕育更多汪滔式人物：有执念、有棱角，但扎根工程实践和产业场景，以渐进性务实创新把技术做到极致、做到普惠。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中国科技强国之路究竟应追求“造出一个马斯克”，还是建设能够不断涌现“无数个汪滔”的创新生态？在零和博弈加深的世界里，马斯克式原始创新与汪滔式工程普惠能否形成互补，而不是彼此对立？这篇文章给出的，不只是中美创新范式之辨，更是一幅关于人类科技共同体的愿景。
6月12日晚，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见证了人类商业史上最震撼的一幕。SpaceX正式挂牌交易，IPO募资750亿美元，首日收盘暴涨19.22%，市值冲上2.1万亿美元。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随之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净资产过万亿美元的人。
这个数字的含义，远超其字面意思。从在线支付系统PayPal，到电动汽车特斯拉，再到商业航天SpaceX，甚至参与创立人工智能公司OpenAI——马斯克似乎引领着这个时代每一个科技革命的最前沿。
这个故事的震撼，自然又引出了一个在中国被反复讨论、却始终没有答案的老问题：这样具有革命性原始创新能力的人才，中国有没有能力培养和孵化？
这个问题与李约瑟之问一脉相承——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背后指向的是更深层的追问：革命性原始创新能力源于对科学精神的追求，而中国的文化土壤是否具备这种底层支撑？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各执己见。比较主流的观点仍然认为，中国底层缺乏科学精神，因此也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原始创新。
但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本身。我想讨论的是这个问题的前提——即这个问题预设了中国需要这样的革命性原始创新，以及需要创造这些创新的天才。
在此，我先把观点甩出来。笔者认为，中国确实需要这样的革命性原始创新能力，但是中国不“需要”创造这些创新的天才，或者说疯子。
01
马斯克是新自由主义美国的产物
马斯克的故事不仅仅是天才的故事，也不仅仅是技术的故事，同时也是资本的故事。这三个要素，只有在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美国，才可能同时出现、相互作用、最终催生马斯克这样的怪才。
对天才或疯子的包容
马斯克12岁卖掉自己编的游戏软件源代码，17岁离开南非移民加拿大，24岁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和物理学双学位后进入斯坦福攻读博士——然后仅仅两天后就辍学创业。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路径，在美国不只被容忍，甚至被崇拜。硅谷文化里，“dropout”（辍学者）不是贬义词，而是某种叛逆精神的象征——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都是这个路径的成功案例。
对技术的崇拜
SpaceX的最终目标是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生命，让意识能够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愿景，但美国的技术文化允许、甚至鼓励这种“疯狂”的想法被认真对待。当马斯克在2002年成立SpaceX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注定失败的项目——私人公司造火箭？不可能。但美国的技术文化给了他试错的空间。
给资本的空间
SpaceX此次IPO通过发行5.556亿股募资750亿美元，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全球资本对"未来叙事"的极高溢价能力。SpaceX尚未实现年度盈利，但资本市场愿意给它2.1万亿美元的市值。这种全球资本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狂热追捧，不只是因为SpaceX本身，更是因为美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几十年建立的“技术溢价”信仰——投资美国科技公司，就是投资人类的未来。这种信仰，让美国科技公司获得了全球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融资能力。
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没有对天才的包容，马斯克这样的怪人不会被给予机会；没有对技术的崇拜，SpaceX这样的“疯狂项目”不会获得社会认同；没有给资本的空间，750亿美元的IPO募资根本不可能发生。
因此可以说，美国，或者说当今的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孵化出SpaceX和马斯克这样故事的地方。不是因为美国人更聪明，而是因为只有美国同时具备了足够体量和质量的人才、技术和资本——以及将这三者高效整合的制度和文化。
SpaceX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格温·肖特韦尔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举行的SpaceX首次公开募股敲钟仪式上与同事们庆祝（图源：美国之音）
02
马斯克不会，更不能出现在中国
为什么中国不会出现马斯克
第一，中国的世俗文化没有给人执念地追求技术的价值取向。马斯克可以为了“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生命”这个愿景，投入数十年、烧掉数百亿美元、承受无数次失败。这种近乎宗教般的技术执念,在美国被视为某种英雄主义；但在中国的世俗文化中，这更可能被视为不务实、不理性、甚至是对家庭和社会责任的逃避。
第二，中国的教育体系没有给人非标准化的成长路径。马斯克可以在斯坦福读了两天博士就辍学创业，这在美国虽然罕见,但并非不可想象。但在中国，这几乎不可能——从小学到大学，标准化的考试体系、统一的培养模式、对“正轨”的强烈推崇，使得任何偏离主流路径的选择都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制度阻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的是“解决已知问题的能力”，而非“定义未知问题的能力”。前者需要的是勤奋和方法，后者需要的是想象力和叛逆精神。马斯克式的革命性原始创新，恰恰属于后者。
第三，中国对资本的理解，从根本上不支持马斯克式的叙事。SpaceX在尚未盈利的情况下,市值2.1万亿美元。这种“用叙事定价”的资本逻辑,在美国市场被广泛接受——投资者愿意为一个足够宏大的愿景支付溢价，哪怕短期内看不到回报。
但在中国，资本的逻辑截然不同。中国把资本作为测算当下的工具，而不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押注。一个烧钱多年、持续亏损、但声称要“改变人类未来”的项目，在中国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不是因为中国投资者不懂这个项目的价值，而是因为这种价值的评估方式，从底层逻辑上就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不兼容。
可以说，无论是从文化、教育还是资本市场的逻辑来看,中国都不会出现马斯克式的多次推动革命性原始创新并持续造富的商业故事。
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马斯克
设想一下，中国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马斯克，会发生什么？
或者换一个方向来思考：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急需马斯克来推动我们的革命性原始创新。这里的“中国”具体是指谁？是企业界？还是社会？还是政府？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确实需要马斯克推动的那种技术上的革命性原始创新。但客观地说，无论是企业、社会还是政府,似乎都不希望出现一个个性如此张扬、社会影响力如此大、甚至政治影响力都如此大的马斯克。
首先是企业界，一个个性如此张扬、如此高调的企业家，必然会被同行批评和指责。马斯克对资本市场的运作、对技术产品的炒作，在美国虽然引发争议，但被视为企业家的个人风格；在中国，这种行为很可能被视为不负责任、哗众取宠。
其次是社会，如果马斯克真的在中国，社会的关注点可能不再是他所引领的革命性原始创新，而是道德——也就是他的家庭生活。马斯克目前官方确认有14个孩子，分别与四位女性所生，均为非婚生育或婚外生育。在美国，这种私生活虽然引发媒体热议，但并不妨碍他成为公众崇拜的科技英雄。但在中国，这种家庭状况放在任何一个公众人物身上，都足以让他在道德舆论的漩涡中万劫不复——技术成就会被私生活争议彻底淹没。
最后从政府来看，一个掌控核心科技基础设施、拥有巨大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又游离于政治权力框架之外的马斯克式人物，在结构上就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兼容。正如郑永年教授所概括的“制内市场”，在中国，市场是在政治体制的框架内运转的，市场的边界由政治逻辑来划定，而非反过来。在这套逻辑下，市场不应干预和影响政府，市场活动本身也是国家治理职能的组成部分。
与之相对，在美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马斯克可以公开批评美联储、游说国会、通过DOGE直接介入联邦政府的行政运作，资本可以堂而皇之地影响政策走向，市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政府的决策逻辑。用一个概念来概括，美国是一个“场内国家”——国家本身就是市场博弈的参与者，政府的边界由市场力量动态划定。在这个逻辑下，马斯克这样的人不只是被容忍的，更是这套体制的天然产物。
所以理性地说，马斯克所引领的革命性原始创新，确实是中国想要的；但引领这些技术的马斯克，却是中国各界都不想要的。
2026年5月，埃隆·马斯克和蒂姆·库克等美国企业高管与特朗普共同造访北京（图源：纽约时报）
03
中国不需要“马斯克”而需要更多“汪滔”
务实创新vs原始创新：
两种不同的文明基因
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是一个崇尚德大于能的社会，是一个讲究平衡和各安其位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和价值已经历经数千年，延续到今天的现代社会，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并不能绝对地说，革命性原始创新只能源于像马斯克这样的疯子，但从历史上看，真正跳出人类常规思维范式的革命性创新——将人类送上火星、将大脑与计算机直接连接，往往需要一些非理性的科技怪才推动才能实现。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们的文化、教育和资本逻辑确实很难自发孕育出这类跳出常规思维范式的革命性原始创新。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清醒的自我认知。
中国更擅长的：渐进性务实创新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创新。事实上，中国的创新活动，无论是从体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全球名列前茅。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已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深圳每平方公里的专利密度位居全球城市首列；中国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移动支付等领域的技术进步，都是全球公认的创新奇迹。
但相较于马斯克式的革命性原始创新，中国更擅长做的是渐进性务实创新。前者是基于理想甚至梦想的，往往不计成本、不问回报；后者则更多基于实际需求，是非常务实的。
这种务实的创新，在中国文化以及社会各界中被共同接受和推崇。它的价值不应该被低估——许多看似“只是跟随”的创新，在迭代过程中积累的工程能力和产业经验，往往会反过来推动原始性的技术跃迁。
汪滔：中国真正需要的那种“怪才”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并不需要马斯克，而是需要更多能推进渐进性务实创新的汪滔。
大疆的汪滔与马斯克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有一种执念，都不愿意接受“这是不可能的”这个答案。但汪滔的创新是务实的、工程性的。他不需要把大疆的愿景包装成“拯救人类文明”，他只需要把无人机做到极致，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拍出电影级别的航拍画面。
十年前，汪滔以一句“这个世界太笨了，笨得不可思议”出圈；今年4月，沉寂十年的汪滔首次接受深度专访，为当年这句话补上了后半句——“我也是”。这三个字，道尽了一个中国式技术怪才从狂妄到自省的完整旅程，也恰恰说明了什么是中国土壤能够孕育的那种创新人格——有棱角，但不失分寸；有执念，但知边界；有野心，但不脱离现实。
中国需要的，是在各个细分领域都能孕育出更多的汪滔——在无人机领域有大疆，在工业机器人领域能否有另一个大疆？在具身智能领域能否有另一个大疆？在量子计算、生物医疗、脑机接口的应用转化领域，能否有另一个大疆？
大疆创新科技的创始人汪滔（图源：凤凰网）
04
结语
6月12日，SpaceX上市，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身家过万亿美元的富翁。这一天注定会被载入史册。
但这个故事的真正意义，不在于那个1万亿美元的数字，而在于它所揭示的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土壤，孕育了马斯克？是什么样的制度，允许了SpaceX？是什么样的文化，支撑了这种非理性的技术执念？
答案是：新自由主义美国所独有的人才、技术、资本三要素的极致聚合。这个土壤，中国没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有。
但这不是中国的不足，而只是中国的不同。中国有自己的土壤，孕育的是汪滔，而不是马斯克。马斯克通过革命性原始创新把人类带向宇宙，汪滔通过渐进性务实创新把无人机做到极致和普惠，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用上曾经只属于好莱坞的航拍镜头。这两件事，都是人类文明进步所需要的。而在中美博弈最激烈的科技创新领域，这两种范式其实存在极高的互补性。
从全世界的视角看，或者说从全人类的利益角度看，中美的科技合作甚至科技融合，是最符合全人类利益的。一个能够突破技术边界的美国，加上一个能够让技术惠及全球的中国，这个组合的价值，远超任何一方单独能够创造的价值。SpaceX把卫星互联网送上天，中国的工程师把终端设备的成本压到普通家庭可以承受的程度——这不是假设，这几乎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发生过的故事的翻版。特斯拉定义了电动汽车的技术方向，中国产业链把电动汽车的成本压到了全球消费者都可以接受的区间。
诚然，笔者非常清楚，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和国家利益的力量往往会战胜人类更大的整体利益。当下中美科技竞争的大趋势，不会因为这篇文章的论述而改变。但还是想把这个观点抛出来，让已经深度陷入零和博弈思维的美国——特别是美国的科技右翼——听到中美关系的另外一种可能：一幅马斯克式的革命性原始创新与汪滔式的渐进性务实创新携手共进的图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科技共同体下的新型大国关系。
也许这是一个乌托邦。但乌托邦，往往是一个时代最需要的那面镜子。只有先描绘出最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才有实现的机会——如果连愿景都不敢想象，那么通往它的路径就永远不会出现。在中美关系陷入零和博弈、科技脱钩日益加深的今天，这个“马斯克加汪滔”的乌托邦，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大声说出来的那个愿景。
本文作者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DeepSeek V4 Pro：深度求索公司开发的第四代生成式预训练变换模型。
| 原创声明 |
本文版权归微信订阅号“大湾区评论”所有，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内容，侵权必究。公众号授权事宜请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权事宜请联系IIA-paper@cuhk.edu.cn。
GBA 新传媒
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