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再聊一聊四渡赤水。
虽然很多历史博主、军事博主都讲过，但四渡赤水还是有无穷无尽的话题可以聊，比如某小蓝书上就有些逆天的人说——“没什么了不起，就是靠情报”。
好家伙，难道当时的情报是单向的、特供的？只为教员一个人服务的？不可否认二局的同志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问题是——在长征之前，博古、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用的是同一来源的情报。当时面对蒋介石百万之众堡垒战术层层推进的封锁战打法……教员早就提议红军主力跳出包围圈，打到外线去，威胁蒋介石的统治核心江浙皖，以大规模的运动穿插，来破解蒋介石的堡垒合围。但博古李德不听，非要在根据地打阵地战，拼什么“短促突击”，使得红军遭遇了重大折损，最终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很多人对情报有误解，认为情报就像是谍战小说中的关键道具，杀手锏，拿到手瞬间就能扭转战局，其实是情报不是一张纸条、一份锦囊妙计，而是一堆材料，等着真正懂行的人从千头万绪的乱麻中理出真正有用的东西，有时候，情报太多也是个问题，反而会对决策者造成误导和困扰。
所以，情报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分析情报、利用情报、从纷繁复杂的情报中找到关键信息、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
说句大家没注意到的，四渡赤水的起因，就是情报错了。
大家都知道，一渡赤水的时候，有个“土城战役”，是教员带着红军全明星阵容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为什么？因为情报是错的，误导了大家。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
教员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都是山谷地带，如果郭勋祺的追兵孤军深入，就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他个伏击歼灭战。恰巧，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的兵力……教员得到情报后，坚定了伏击郭勋祺的决心。
教员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2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1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3军团3个师，占领土城东北5公里的607.5至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以红5军团2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部署不可谓不周密。
但问题是——情报错了，郭勋祺带来的川军不是4个团，而是6个团一万多人，还有后续部队，而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强，郭勋祺本人指挥水平也很高……红军把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然后打成了阵地战、消耗战，伤亡很大。郭勋祺部甚至有能力发起反冲锋，一度打到了教员的前线指挥部附近，情况危急；亏有陈赓带着干部团再次发起冲锋，才打退了敌军。
这时候教员已经发现情报出了问题，战局焦灼不下，敌人的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于是教员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之后就是一度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教员评价：“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教员的想法，并不是所有红军指战员都能理解，都能懂，在当时，也是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的，比如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不直接走直线？为什么要让大军绕来绕去？太辛苦了！一渡赤水之后，101曾在一天之内，向军委接连发了三封电报汇报行军之难，说“两日行军放弃小路爬高山”“道路岐极，运动困难，马匹多跌死”“如此行进，绕道太多,请改变行进路线”。
然而教员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战略战术。
“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我们且看二渡赤水是怎么操作的？当时红军在扎西集结，而蒋介石也在扎西地区形成了新的包围圈，川军在北面封锁长江，滇军封锁金沙江，中央军的薛岳在逼近……教员此时做出大胆决策，掉头向东，回师黔北。当蒋介石的部队还在扎西守株待兔的时候，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过赤水河，神兵天降，出现在贵州境内，把王家烈吓飞了。娄山关大战，红军击溃黔军8个团，拿下桐梓和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还缴获了大量的弹药和物资。
从二渡赤水开始，教员才开始真正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开始展示战争的艺术，开始“调动对手”。
甚至，这个时候教员已经在谋划后面三渡、四渡的事情了。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非常重要，当年红军一渡赤水时，在元厚等渡口突击作战缴获并控制了二十余艘渡船，随后利用这些船只架设浮桥完成渡河。1935年2月回师黔北前，红军并未让船只散失，而是将部分船只沉入河底隐蔽或严密控制于峡谷深处（如二郎滩、太平渡）。等到成熟，再连夜打捞、架桥……也就是说，红军一直在控制渡船和渡口，为后续的再次渡河创造机会。
但大家以为后面就顺利了吗？并没有？在二渡赤水后，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上，教员又遇到了阻力，投票表决的时候，没有人支持他的方案，当时101提出进攻打鼓新场，因为情报显示——打鼓新场的敌军只有王家烈的一支黔军，大家一致认为黔军战斗力差，好打……
与会者一致赞同，唯独教员起身反对：“这是蒋介石的‘请君入瓮’！”他认为：打鼓新场地处平川，易攻难守，且周边交通便利，一旦开战，滇军、川军和中央军可迅速合围。“红军若去，三天内必陷绝境。”当时所有人都不听他的，还举手表决，否定了他的想法。
他甚至发怒说：“打仗这种事，生死攸关，还搞什么投票表决？这不是胡闹嘛？”
次日凌晨，情报更新了——打鼓新场周边已集结敌军四个旅，滇军正星夜驰援。打鼓新场附近，北有周浑元纵队，南有打鼓新场的黔军，西有在毕节、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主力，东有经枫香坝赶来的吴奇伟纵队，还有正从遵义赶来的川军郭勋祺部两个旅……一旦打不下来，就会被敌军合围。
如果盲目相信情报，不听教员的，大家就走到蒋介石的口袋阵里去了。
三渡赤水的时候，教员主张攻击鲁班场的周浑元部，大家又表示反对，因为周浑元部实力强劲，是块硬骨头……但教员认为，打鲁班场，不只是为了打，而是为了调动敌人，用猛烈攻击的态势，让周浑元不敢出动，让蒋介石误判红军的意图。
想要安全地三渡赤水，就必须攻打鲁班场。因为周浑元部所在的鲁班场距离三渡赤水的渡河点仅有20多公里，如果红军直接渡河，那么周浑元可能攻击我们于半渡之间，所以攻打鲁班场在战略上就非常有必要性，即使打不下来，也要打得他不敢出来骚扰红军渡河。
而且教员洞察了敌军将领的想法，他认为攻打周浑元部，王家烈必定见死不救，而吴奇伟部又离得太远，救援也来不及……这一仗就算不能歼灭周浑元，也会让他不敢出来。
结果不出教员所料，由于红军的猛烈进攻，周浑元部队被打怕了，龟缩在碉堡和工事里，3天不敢轻举妄动。等清醒过来，红军已经第三次渡过了赤水河。
这一仗也让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随即又调整部署围截。
1935年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河的时候，派出了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一个团，伪装主力向古蔺县城方向佯动，看起来就要北上。五团是带着电台前进的，前进途中电台频繁发射信号，还一定让蒋介石的情报机构捕捉到我们的信号。
而我军团主力所有的电台全部关闭，命令各军团主力渡河以后不要走远，在茅台镇附近的山林、村落之间找地方隐蔽起来。
五团前进途中，还遇到了敌人一个团，接触之下，五团迅速把敌人打垮，敌人那个团逃回去报告——“遭遇红军主力，战斗力太强了”。
于是，蒋介石确信红军将再次西进并北渡长江，于3月20日发出《关于在古蔺以东地区消灭红军的电令》，调集川、黔、滇及国民党中央军追剿军北上川南围剿红军，认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然而，当蒋介石终于把军队全部调到古蔺、叙永一线围剿红军时，红军主力并没有北上，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居然又走回头路，再一次从二渡赤水的那几个渡口，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过河后中央红军主力转向东南，向桐梓遵义方向急行军，制造出再取遵义的假象。
27日，中央红军行至仁怀与遵义之间的马鬃岭时，再次分兵，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向长岗、枫香坝一带国军中央军发起佯攻。而红军主力则迅速击破鸭溪一线的国民党军防线继续南下。红军这一连串操作，让国民党军陷入了彻底的情报混乱之中，国民党军一时间到处都在报告“发现红军主力”，到处都在“请求支援”。趁着这个机会，先前在古蔺、叙永一带带着电台，伪装主力的红军五团都悄悄回到大部队了……老蒋那边各军还在“报告发现红军主力”。
此时乌江南岸的敌人都被蒋介石调去古蔺、叙永围剿虚空中的“红军主力”了，乌江南岸的兵力极度空虚，红军趁机悄然渡过了乌江，然后兵锋直指贵阳……当蒋介石发现的时候，差点吓疯了，因为他就在贵阳坐镇指挥，身边的兵力不足一个团。城外，已经可以看见“打进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了。
国民党军阵脚大乱，蒋介石手忙脚乱准备跑路，让手下赶紧找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和两顶轿子，准备以最快的速度抄小路赶往贵阳机场。同时，疯狂下令让国民党军队回援贵阳“救驾”……此时只有滇军孙渡部三个旅离贵阳最近，于是孙渡率军回来“擎天保驾”。
但他不知道，孙渡被调动，又给红军扫清了道路，因为红军的目的不是贵阳，而是云南，现在前往云南的道路畅通无阻。
中央红军从息烽、扎佐之间穿出，东进至清水江边，并且大张旗鼓地搭建浮桥，摆出一副要东渡清水江的架势，看似又要渡过乌江去寻找湘西贺老总的红二、六军团汇合。蒋介石惊魂未定，命吴奇伟部、周浑元部以及滇军孙渡部继续向东追击。
然而这些全部是佯动，清水河边逗留了一天的中央红军突然向西急行军，随后转向西南，从贵阳和龙里之间穿过，再折而向西，主力部队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云南方向高速穿插。此时，所有的国民党主力部队，都被甩开了四天以上的路程，再也追不上了。
更了不起的是，红军各部队谁也没丢下，四渡赤水时留下九军团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中牵制迷惑敌军，但并没有因此牺牲九军团，而是使用了围魏救赵的手法，一路佯攻贵阳，一路佯渡清水河，把九军团的对手全都调走了。所以九军团后面在重重包围中成功突围，跟上了大部队。
这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很多当代人即便是开了天眼，也会觉得头皮发麻：放弃土城，西渡赤水；杀个回马枪，东渡赤水，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在娄山关，他感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然后佯攻迷惑对手，北进西渡赤水，痛饮茅台酒，进入川南；敌军重重包裹、层层堵截，红军再折向东，兵分两路，一路诱敌，一路直逼贵阳，吓得敌军统帅连夜准备逃跑，各路军阀赶来“勤王”，红军虚晃一枪，再入云南，渡过金沙江，从此跳出包围圈，转危为安。
这听起来神奇，但做起来，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换一个人指挥试试？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一会前进，一会儿后撤，一会儿再前进，把敌人耍的团团转，这种操作，只有教员能干，换一个人，将士们是不服的。教员有一种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是在长期的军事指挥经常打胜仗而慢慢得以建立的……大家一听是教员指挥，就会放下心来，团结一致。
如何指挥上万人进军，而不会混乱不堪？如何指挥上万人撤退，而不会溃散？
真正的“组织能力”，需要信仰、需要群众基础、需要基层组织建设，需要先锋队的带头作用。有了这样的组织能力，军队无论人数多少、规模大小，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如臂使指，沟通顺畅，执行坚决，并且部队之间能够互相信任，互相支持。
教员同志自称“不会打仗”，“我一个做教员的人，从来没想过要打仗”，“我这是被蒋介石逼的，他杀我们的同志，我才打他”，然而就他这么一个只当过半年兵，从来不带枪的人，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统帅，无论从战略眼光还是临阵指挥，林、粟、彭、徐、刘.....无人不服，四渡赤水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微操巅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至今还是我们指导实践的重要策略。
但是在遵义会议的时候，依然有人不服他，说“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打仗全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教员同志谦虚道：“你抬举我了，其实《孙子兵法》我还没读过，以后有空看看”。
实际上，在从事军事斗争之前，教员同志非常喜欢读的书不是军事兵法，而是一本地理书籍，名叫《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书有意思的就是它既是一本史书，又是一本地理书，它把历史上的重大战役发生的地点、地理环境给描绘了出来。教员读这本书，结合地图，结合中国历代战争，研究古今山川地形的变动，了解“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所以那些地形地理，他早就了然于胸了。
所以，重要的不只是情报，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和实践，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做出最准确的决断。
他后来对这件事有着精彩的论述：“革命是进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天下的事，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这样，偏一下子办不到，等转一圈回来，事情恰又办成了”。
对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对手，并不是庸才，那个在土城对抗红军全明星阵容的郭勋祺，是川军名将，后来和我们越走越近，抗战中甚至想要投奔新四军。解放战争被俘后，自己请命回四川做策反工作，最终和平解放成都。
鲁班场被打得不敢露头的周浑元，后来当了重庆警备军司令，38年去世，死前遗言为：“当此民族存亡最后关头.....我袍泽夙具爱国热忱，望各服从姚副军长，努力奋斗，以达复兴我国家民族之目的”。
一直追着红军的中央军吴奇伟，出身贫寒，大革命的时候在第四军任职，参加过汀泗桥、贺胜桥血战，1937年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在上海嘉定、罗店一带前线，在大场与日军浴血奋战三昼夜，歼敌数千。此后又指挥万家岭战役、鄂西会战取得大捷，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抗日战争胜利后获颁抗战胜利勋章。1949年5月在广东东江地区率部起义，通电与蒋介石政权决裂，教员复电表示"极其欣慰"与"欢迎" 。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死后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那个一直被红军暴打的王家烈，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弱，这是一个从黔军底层列兵一路打上来的军阀，参加过孙先生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做到一方豪强，后来被蒋介石剥夺兵权，1949年7月，人民政府派员专程迎送王家烈到贵阳。在土改中，他将贵阳的“虎峰别墅”私宅卖掉，以偿还在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余生都在为新中国工作。
我想说的是——四渡赤水的时候，教员面对的敌人，并不是无能之辈，而都是当时国民党中的人杰和精锐，但就是这些人杰和精锐，被教员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到最后都不明白红军的意图是什么。
这就是教员和红军的魅力。